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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通史”系列讲座第五讲 |江滢河:广州与清代十三行

    5月18日上午,由广州市社科联主办、广州图书馆承办的第七届学术季广州通史系列讲座第五场在广州图书馆人文馆举行,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滢河讲述了广州十三行行商全球的历史。
 
   广州自古以来就是中外交流的重要枢纽,尤其是在清代“一口通商”的政策下,广州贸易迅猛发展,达至鼎盛。在讲座中,江滢河教授以历史上广州的世界联系为切入点,通过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资料,从历史上广州与世界的联系、多重环节的贸易管理体制、十三行时期广州贸易的垄断组织和社会结构、广州贸易的经济结构等多个角度,再现那段广州十三行的“威水史”。
   很多市民不了解,十三行的“十三”是指什么?江教授解释说,广州是明清时期广州对外贸易中心,清政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原为牙行(即中介商行)性质,因最初有十三家而得名,但行数并非固定在十三,多时有二十余家,少时就仅几家。当时从广州对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湖丝、粤缎、饶瓷和瓯茶四大宗;往回输入的主要是白银、棉花、鸦片。
   江教授提到,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对外政策,从唐朝到明清我国的对外政策不断发展变化,十三行的贸易管理制度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
   广州于唐代中叶开始就已逐渐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与世界交通往来的主要通道。《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就是指从广州出发,经中南半岛,穿过马六甲海峡,抵达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国,再从印度出发,穿越印度洋,可以抵达波斯湾沿岸。
   明代中后期,政府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在广东方面形成了“广中事例”,由广州“一元中心”变为澳门、广州“二元中心”,澳门与广州形成了广东贸易体制管理体系;另外,十三行出现了新的贸易组织,即广州国际间的定期集市贸易,近似于“广交会”,还出现了商舶“抽分”现象及税收结构的改变。
   直到清康熙二十四年,十三行取消了市舶提举司,设江、浙、闽、粤四海关,海洋贸易宜设专官收税,夷船均赴海关监督衙门纳税。彼时,甚至出现了多重环节的贸易管理体制:粤海关、十三行、黄埔和澳门。其中,粤海关负责征收关税并管理行商,十三行负责同外商贸易并管理约束外商,黄埔作为外国商船停泊的港口锚地,澳门则是广州的外港和西方商人的共同居留地。
   “广州作为中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连接点,是18、19世纪中国最能感受到全球化冲击和多元化色彩的港口城市,并通过自身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塑造,带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江滢河教授认为,从对世界贸易体系的贡献来看,可以说,广州是近代全球经济崛起的最重要贡献者之一。